后记（1/1）

我本来没打算为这部作品写后记或自序的，因为我想，作品被作者“生”出来后，文本有其生命，读者从它身上看到什么、领略到什么，是读者的自由，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经历。与其由作者说一堆有的没的，不如让读者自行体会。不过，我将作品交给出版社时附上了作品的简介和创作缘由，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字，编辑后来便对我说：“写一篇后记吧！读者会有兴趣的！”

那我从头说起吧。

二○一一年秋天，我幸运地获得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后，便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的题材。当时没有什么想法，而台湾推理作家协会正举办内部短篇小说交流比赛，题目是“安乐椅侦探”，即是侦探角色只凭复述的证言，毋须亲自到现场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。我想二位只能说“是”和“非”的安乐椅侦探”应该是个有趣的极端，于是写了（黑与白之间的真实）的初稿。微妙的是我在字数控制上失败了，恰好超过了规定上限，结果改变主意，打算将这篇短篇留下写成连作，再写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参与交流。

之后，我开始思考如何扩展关振铎和骆小明的故事。最初的想法很单纯，就是再写两个短篇，每篇约三万字《黑）的初稿约三万三千字），便能出版。反向年代记（reversechronology ）的想法是一早决定好的，只是当时仍然纯粹以推理小说的角度去考虑，以“事件”为主轴。

然而，随着我撰写大纲、建构谜团时，我的内心愈来愈忐忑。

我在一九七○年代出生，成长于八○代，在那段岁月里，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“员警”是一个跟“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”无异的概念。坚强、无私、正义、勇敢、忠诚地为市民服务。即使年纪渐长，明白到世事的复杂性，员警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于负面。可是在二○一年的时候，看到香港社会的种种现象，眼见跟员警相关的种种新闻，那想法便不断动摇。我愈来愈怀疑，撰写以警官作为侦探的推理故事，会像宣传（propaganda）多于小说（fiction）。

连作者自己也质疑的故事，怎可能教读者信服呢？

于是，这部作品的方向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单单借着故事描写“案件”，我想描述的，是一个角色、一个城市、一个时代的故事。

然后篇幅便超乎我想像的急速膨胀了。

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说（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说），大抵知道“本格推理”与“社会推理”的流派分野，前者以谜团、诡计为主，重点是以线索解开谜底的逻辑趣味，而后者的重心放在反映社会现状，强调人性和写实。我本来想写纯本格的故事，可是方向一转，便倾向于社会描写。两者性质未至于完全相反，但要结合混搭并不简单，很容易让其中一方的味道盖过另一方。为了解决（或称为逃避）这问题，我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编写——这部作品由六个独立的中篇本格推理故事组成，每一篇也跑强调谜团和逻辑趣味的路线，但六篇串连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绘图。我的想法是，微观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，宏观下却是写实派的社会作品。

每篇故事的年分，都是香港社会脉络的转捩点，那些元素或许在故事中占重要的部分，也可能仅仅只是衬托。唯一不同的是第一章 ，毕竟故事中的日期比我完稿的日子还要晚，我不是诺斯特拉姆斯，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不过，二○一二至一三年间香港社会对警权的质疑日益严重，二二年末更是高峰，或许算是不幸言中。

我不打算一一详说每个故事背后的想法，角色的意涵、细节里的譬喻，文本里外的概念连结之类，这些留给各位读者感受就好。我只想谈谈其中两点。对不熟悉香港地理的台湾读者来说，这一点我不提便或许不会知道，故事中的地点其实是不断重复的。例如第二章 关振铎与骆小明碰面的球场，和第五章当作“南氏大厦※”蓝本的“楠氏大厦”相近，都在亚皆老街附近；第三章传出可疑人物出现、浪费警力搜查的大型公共屋宛“观龙楼”，就在第五章“坚尼地城游泳池”旁边；第二章唐颖遇袭的西九龙填海区，前身就是第六章主角和阿七等候民邦号靠岸的佐敦道码头；第三章的嘉咸街市集、第四章关振铎和小刘吃午饭的餐厅，以及第五章的“蛇宝”乐香园咖啡室，都在中环威灵顿街一带（第四章的餐厅名字乃杜撰，名字相似的餐厅仍在原址经营所以我按下不表，而乐香园现已结业）。如果有读者读完这部小说，想到故事中提及的地点观光一下，我会非常高兴。

至于另一点我想谈的，是我觉得今天的香港，跟故事中的一九六七年的香港，同样吊诡。

我们就像绕了一个圈，回到原点。

而我不知道，二○一三年后的香港，能否像一九六七年后的香港，一步一步复苏，走正确的道路。

我不知道，坚强、无私、正义、勇敢、忠诚地鸟市民服务的员警形象，能否再次建立，让香港的小孩子能再次以警队为荣。

陈浩基

二○一四年四月三十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