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跛人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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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现在算起,十七年前的时候,我的年龄是现在的一半,十七岁。在那个时期,除了大多数人都有的问题,还有两件事情困扰着我的精神:一是,我的母亲是一位德高望重(虽然那时候她并不老)、极容易焦虑的英语教师,二是,我的女朋友,刘一朵,是一位非常可爱但又患有某种青春期疯癫的美丽女孩儿。关于后者,我举一个例子:在高三的那个寒假,一天凌晨,我正点着电褥子在被窝里呼呼大睡,身上沾着细汗,当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见自己正在一条狭长的跑道上奔跑,超越了身边一个又一个对手,可就在眼看要到达终点的时候,我跌了一跤,这一跤把我跌得实在够呛,我的双腿忽然不听使唤,怎么也站不起来。眼看着那些原本的手下败将,一个一个地从我身边跑过,我心急如焚,可是两条腿就是怎么也动不了,用手去搬也一动不动,好像两座大山坐落在跑道上。于是我开始用双手向终点爬去,这时整个体育场响起了大人们震耳欲聋的嘲笑声,我破口大骂,可是我的声音瞬间就被更大的嘲笑声淹没了,好像一滴吐沫落入了海水里。当我醒来的时候,我发现刘一朵光着身子睡在我的身旁,我大叫一声,她捂住我的嘴说:你这是骂谁呢啊?我说:你怎么进来的?她指了指窗子,说:你家的窗户没有冻牢。我才明白,她是在隆冬的夜晚,爬上二楼,从外面打开窗子,爬到了我的床上。而我的父母就睡在隔壁的房间里。我想拧身把她压在身下,这时我发现,我的双腿被绑住了,这个刘一朵用胸罩绑住了我的双腿。那个夜晚,她再次捂住我的嘴骑到我的身上,好像提着缰绳在草原上奔驰。最后她解开我的双腿,穿上胸罩从窗户溜走了。

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,我实在想不起来,最后我到底是不是爬过了终点。

而我的母亲,所作所为要比刘一朵文雅得多。她那时四十五岁,看上去还要年轻一点,她擅长打扮,衣柜里有无数条各种颜色的丝巾。她教过的学生全都对她无法忘怀,他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作上校。原先可能前面还有一个德国军官的名字,一些年过去,只剩下上校两个字。她这么多年来成功的秘诀是,永远不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臣民,而是当作自己的敌人。这让她时刻警觉而且重视每一个学生。我曾经翻到过她的一个小本子,上面罗列了她历年来在学生中安插的线人的代号。她还在代号底下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品评。而不幸的是(当然这也是她自己的意愿),我是她班级上的一个学生,这让她在面对我的时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就在高考之前,一天早饭的时候,我正喝着她精心熬制的补脑汤,她突然问我,儿子,你想没想过,如果你落榜了怎么办?我说,那我就去肯德基当服务员。父亲看了我一眼,没有说话,他的眼神里分明在问:为什么不是麦当劳?母亲点了点头说:不错,有计划就好。如果你落榜了,你知道我会怎么办?我说:我不知道,你别太难过就行。她说:我会去死。然后她站起来,像往常一样,系上一条蓝色丝巾,收拾好碗筷,慢悠悠地夹着教案走出了家门。

在考过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,我和刘一朵坐在考场外面的操场上。我们看见其余的人从我们眼前向大门口走去,他们有的两三个聚在一起,热烈地讨论着,好像此刻的讨论能够更改已经发生的事实,有的人用手背抹着眼泪,独自慢慢地走着,有人把书本抛向空中,大叫着向门外狂奔而去。操场上遥遥相望的两个球门,没有网子,好像永远不会相遇的两张嘴巴。我们知道门外就是我们的家人,此时他们绝对不会离去。刘一朵跟我说,哎,问你个问题。我说,问。她说,你到底是喜欢我多一点,还是喜欢别人多一点?我说,别人是谁?她说,别人就是别人,别的人。我说:那喜欢你多一点。我们分头走吧,横竖都要出去,大不了再来一年。她说,还有个问题,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中心广场在哪里?我说,这时候不要再给我问答题,我做卷子已经够够的了。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千块钱,和两张车票,说:我们跑了吧。这时候天光正亮,操场上空无一人,盛夏的暖光落在刘一朵的脸上,我看见几颗被挤破但尚未痊愈的青春痘,看见她充满着欲念的薄嘴唇,看见她镇静而又温情的大眼睛。日光倾城。胸中有一股热气荡开来,在脊柱里缓速地流动。有一次,几个外校的孩子来我们学校寻我,他们想要结结实实地揍我一顿,这事儿的起因好像是其中一个孩子从我们学校转学过去,他和我的母亲有点恩怨。我在教室里等了很久,然后准备从学校的后门逃走,可是刘一朵已经去前门挥舞着带钉子的板凳条把他们击溃了,不知道为什么,这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。我说,你穿着裙子能爬墙吗?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担心是无谓的,她脱掉裙子叼在嘴里,穿着内裤翻过学校的围墙,我紧随其后,从墙头跃下的一瞬间,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欢愉,似乎在空中飘浮了很久,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折叠翻滚了几周,才终于落在地上。

火车站到处都是人。许多人背着大包,包的体积基本上和人相当,有的人除了背着大包,手里还抱着孩子,孩子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肆无忌惮地大哭,像指南针一样挥舞着小手。我和刘一朵,背着书包,拉着手挤在人群里,我忽然对自己的轻装简从感到有些惭愧。一个老人,足有八十岁了,脸上的尘土和皱纹好像伤疤一样结了痂,光秃秃的头上长了一只红色的瘤子。他弓着背走到我们身边,晃动着手里的铝制饭盒,里面有几枚小小的硬币,无情地相互撞击。佛祖保佑你,菩萨保佑你,他对我们说。我扭过头,看向别处,刘一朵从书包里拿出一百块钱,放在他的饭盒里。我说,你干什么?烧得?她说,让佛祖保佑我们吧,能顺利看见那个广场。我说,然后呢?还回来吗?她说,你想回来吗?我说,我不知道。她说,你是那种人不?能赚钱养家那种人。我说,我不知道。她说,你养我吧,好不好?我伸出头,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嘴唇。

终于挤上了那列绿皮火车,我们裹挟在人流里,向着自己的座位移动,根本就不用费力,因为前胸后背都贴在别人身上,只需要适时地移动双脚就可以。等我们终于挤到了座位,火车已经驶出了站台,把一栋栋楼宇甩在身后,窗户外面的景物也开始逐渐稀疏,露出大片的旷野和零星的小屋,我看见有些小屋的屋檐底下,挂着成串的辣椒和玉米,有人站在迟缓流动的小河边上,从河里向外拽着渔网。落日在向远山的外缘靠拢,余晖散在所有的景物上面,使人发困。刘一朵倚在我的肩膀上,瞪着眼睛沉默不语。车厢里闷热异常,没有座位的人东倒西歪,包围了我们,有人试图钻进我们的座位底下睡觉,被我拒绝了,刘一朵穿着裙子呢。

“热吧?啊?”对面有一个人问我。

“热啊,上不来气。”我说,车厢里有股混杂的臭味,可是我没好意思直说。他坐在我的正对面,四十岁左右,皮肤晒得黝黑,穿着一件黑色t恤,两只手叉在一起,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。手指又粗又长,关节好像核桃一样。一双浑黄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

“来,把窗子开开。”

我们俩一人扶住一边的把手,向上一提,把车窗拉开了一道大缝。风“呼”地吹进来,车厢里的气味也向外逸散了。我发现这人力大无比,我还没有用力,手刚刚放在把手上,窗子已经向上开启了。刘一朵一只手按在我的裤裆上,把鼻子送到窗户旁边,努力吸气,风吹动着她的短发,使她看起来如同奔跑一样,我担心她一不小心摔出去,把她拽回座位。

“你们到哪里?”中年人问。

“北京。你呢?”刘一朵坐回来说。

“我回家。你们以前去过北京吗,北京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也没有。我一直想去看看天安门广场。”

“然后呢?”刘一朵问。

“我去过好多个城市,有二十几个吧,就是没去过北京,北京。有意思不?”他从挂钩上的兜子里翻出两个苹果,递给我们。

“不吃,谢谢你。”刘一朵看着他的手,说。

他把两个苹果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,说:“你们俩多大了?啊?”

“十七。”我说。

“好时候。十七。好时候。”这时我发现,他虽然力气很大,可是那两只放在一起的手,一直在轻微地抖动。每次说到一句话的末尾时,都要扭动一下脖子。好像想用下巴给脖子根挠痒痒。

“小兄弟,十七,好时候。”他又重复了一遍,然后突然扫视了一下我们俩说,“能喝一点吗,一点吗?我请。”

刘一朵偏过头,看着我。我和她喝过酒,那是个冬天,我们刚刚恋爱,她的父母也刚刚分开。喝过酒之后,跑去城市中央的广场放风筝。我拽着风筝奋力奔跑,她在我的身边拍手笑着,后来寒风把风筝吹到了广场中间那尊领袖人像的脑袋上,风筝线缠上了他的脖子,我和刘一朵比赛谁能先把风筝取下,有几次我差点从人像的大衣上滑下去,那是一个五米高的人像,也许滑下来会摔死吧,可是当时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些,刘一朵抢先站在了他的肩膀上,向天空挥舞着风筝。我也许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的样子。

要么不喝,要喝大家一起喝,今天正应该喝一点,一点。这是刘一朵眼神里的意思。

“能喝一点。我们俩都能少喝一点,我们请吧。”我想要招呼卖货的列车员。

“不用不用,”他把两手一拍,“我年纪大,酒和菜我都带了,这就好了,我们有七个小时,小时。”他再次把头扭了扭,用手指了指上面的行李架,“劳驾把那个黑箱子帮我拿下来,东西都在里面。”我站起来帮他把箱子取下,箱子不赖,还有密码锁。他背对我们调开密码锁。

“我的东西,数这箱子最贵。有意思不?”

我开始怀疑这人有些问题,也许是傻子,也许是和傻子相近的某种状态,可是刘一朵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些,她把那人递给她的酒打开,迅速地喝了一大口。

“你是做什么的?”她问。

“我啊,”他再次把苹果递给我们,“下酒菜。我啊,我干过好多事情,好多事情,卖过东西,修过自行车,还在火葬场给人挖过坑,骨灰盒知道吗?”说着,他用手比划一下骨灰盒的大小,“把骨灰盒放进去,上面盖上石板,有时候坑里渗水,我就得把水舀出来,有意思不?像是船要沉了那样,赶快把水舀出来。”

说完,他打开一罐啤酒,把拉环顺着窗户扔出去,几口把酒喝干,然后又拉开一罐,把拉环扔出去,端着酒看着我们。

“刚才那杯是解渴,这杯是欢迎你们来到北京,北京。”说着他在我们的酒罐上撞了一下,又一下把酒喝干了。

刘一朵也喝光了酒,她的脸颊开始泛起红润,眼睛变得水汪汪。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裤裆上,然后在我耳边说:

“我喜欢这哥们,一会跟我去洗手间。再喝一会的。”

我喜欢洗手间,想一想就让人喜欢啊,飞驰的火车上的洗手间。

“你现在干什么啊?”刘一朵问。

“我很小就出来了,比你们还得小两岁,什么也没有,现在我有钱了。”他冲上指了指他的箱子,“我有钱,这衣服是脏了,可买的时候很贵,不信你摸摸,料子好。我现在替人打架。”

“替人打架?”我说。

“是,替人打架。”他抓住衣襟向上掀起,前胸有一道修长的刀疤,好像平原上一道紫红的山脉,“我用棍子,铁棍,这么长,一下把人敲倒,有意思不?我有劲儿,不信你跟我掰腕子,小兄弟,咱俩掰腕子,我让你两只手,啊,窗户得关上,要不然把你扔出去。我掰腕子没输过,有一次赢了两百块钱,你信不,我掰腕子也能挣钱。”

他咬了一口苹果,又把酒喝光了。

“我和我爸打了一架,因为什么,我现在想不起来了。小兄弟,我告诉你,你应该少喝点酒,慢点喝,对,一口一口喝,对,就这样,用嘴喝,别用喉咙喝。我把他打趴下了,我妈把我拦腰抱住,我给她来了个大别子。坐长途汽车,跑到了一个地界,什么地界,反正很冷,我就在那给人修车。我先把夹克卖了,卖了二十块钱,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,然后我买了个气管子,在路边给人打气。用我的气管子,自己打气两毛钱,我给他们打气五毛钱。两只手都是冻疮,可是我给自己挣了口饭吃。如果一直那样也挺好。可是世上很多事情和你想的不一样,这是我总结出来的,无论你怎么想,世上的事情就是和你想的不一样。”

他低下头,看着自己的两只手,他把两手摊开,两只手已经不再颤抖。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们。

“这是谁的主意?”他说。

“什么谁的主意?”我说。

“你们两个跑出来玩,是谁的主意?”

“我的主意。”刘一朵说。她已经喝多了,不是在说话,好像是突然嚷了一声。

“书包里是什么东西?”他一直在喝酒,我发现自从他喝上酒之后,脖子也不勾了。

“没什么东西。都是书。”

“打开我看看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?”

他拿起半只苹果扔出车窗,火车正和另一列车交会,苹果摔在那列火车的车窗上,发出“嘭”的一声闷响。

“打开我看看。”

“给他看看。咱们书包里有什么啊。”刘一朵又嚷起来。

我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人,他们有的向这边望了一眼,不过好像没有看见什么,夜已经来临,车厢里的灯还没有亮起来。坐在那人旁边的中年女人,用头巾裹住了自己的脸,一只手抓着自己的皮包,在睡觉。大家都在昏昏欲睡。

他接过我们的书包,移开啤酒罐,把东西倒在茶几上。我的书包只有几本教材,准考证和考试必需的文具,刘一朵的书包东西可就多了。钱,床单,被罩,化妆品,安全套,还有一把折叠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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