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赖（1/2）

我家原先住在胡同里，一条直线下去，一间房子连着一间房子，有的房子门口有片空地，我家就是。奶奶刨开土，种了些大葱和黄瓜。有时吃饭吃到一半，我叫一声：奶，吃饭吃得不过瘾，没有葱。奶奶就站起身来，迈着小脚，走到院子拔一棵葱，洗净放在我面前，笑说：孙子，吃完还有。谁家有这葱？

1991年年初，我十二岁，苏联快要解体，作家三毛刚刚用丝袜上吊自杀，一伙人走进了我家的院子。为首的一个递了一张纸给我爷爷，说：大爷，看看，这是现在的政策。爷爷说：我不认字，要交什么钱？那人说：不是交钱，大爷，是给你们钱。你们整个胡同要拆迁。爷爷说：拆我们家？你敢？爷爷那时已经半身不遂，可还是奋力举起拐棍要戳对方下阴。那人后退半步说：不是光拆你们家，也不是光拆这一条胡同，这一片都要拆迁，要盖一个大超市。找认字的人看看政策吧。说完领着那伙人向下一户走去。父亲从工厂下班之后，拿起“政策”仔细读过，对我们说：说啥也没用了，准备搬家吧。

爷爷和奶奶去了j市老姑那里，前提是拆迁费要给老姑。亲人们在炕上的小圆桌上签字画押，然后爷爷和奶奶上了火车。走之前，奶奶在院子里揪了两棵葱放进了包袱里。从此之后，我再没见过他们，因为一年之内，他俩陆续死在j市。字据上写的老姑的责任是“养老送终”，养老短暂，只剩下了送终，让人始料未及。

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马路边上，面前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。那是盛夏的傍晚，蚊子在路灯底下成群结队地晃动。有几只吸了我的血逃走了，有一只被我打死在胳膊上，我从胳膊上拈起蚊子的尸体，说：爸，我们今晚要睡马路吗？凉快是凉快，可是有蚊子。父亲说：不睡马路，等我朋友来接。母亲一边检查着行李，把有些松散的绳子绑紧，一边说：你爸的这个朋友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听妈的话，以后住在你爸单位要处处小心，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国家的，不像在家里，都是咱们自己的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离这个老马远点。他是三只手，还是大酒鬼。我心头一惊说：爸，你的朋友长了三只手，那只手长在哪里，是前胸还后背？父亲看了母亲一眼，说：三只手不是长了三只手，是有点别的本领，而且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先住在车间，等爸妈攒够了钱，我们就出去租房子住，但凡爸有一口气，就不让你受委屈。正说到这里，一架倒骑驴停在我们面前。上面骑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，可打扮得却十分年轻，腿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裤，脚上蹬着黑皮鞋，上身穿着一件花衬衫，最奇怪的是，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，这样一身打扮坐在倒骑驴上，路人无不侧目，以为是在拍电影也说不定。见到我们之后，他用三根手指把礼帽从头发上拿起来一点点说：久等了吧，那妞缠着不让走，要不是她屁股大，让人舍不得，我早就来了。上车吧几位。然后又把礼帽放回了油光光的头发上。

于是呼呼啦啦地上了车，我和母亲一起抬那只红木箱子，那是母亲的嫁妆，每次搬家数它最为金贵，母亲来来回回地检查，可我从没见母亲打开过，上面挂着一只金色的小锁，不知道里面沉甸甸到底装了什么东西。我坐在倒骑驴的铁沿上，父亲提出要蹬车，黑礼帽一摆手说：我这倒骑驴，别人骑不了，一骑就歪，只认我，上去坐着吧！

一路上黑礼帽兀自讲话，说刚跟自己的小姨子睡了觉，那小姨子的奶子滚圆，拿在手里像只大白梨，皮薄汁多，让人忍不住去咬。说着说着，忽然插进一句：兄弟媳妇，你老拿那大眼瞪我干吗？母亲说：孩子才十二岁，你满嘴喷粪，我要领他下车走路，你给我站下。黑礼帽一脚踩住脚闸说：这车上的东西数你那红木箱子最沉，你也要扛着走？母亲默不作声，转头对父亲说：若是你有点能耐，能让人这么欺负？眼睛竟然含了泪。这时我忽然问：叔，啥是小姨子？黑礼帽说：小姨子就是我老婆的妹妹，你有小姨没有，那就是你爸的小姨子。我说：你不跟老婆睡觉，跑去跟老婆的妹妹睡觉？黑礼帽一笑，露出两排熏黄的牙齿说：老婆跑了，只剩下小姨子。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前小姨子，前小姨子也有老公，不过睡一睡也无妨，她那玩意闲着也是闲着。因为这次离得近，我闻到他嘴里浓重的酒气，好像酒窖一样。父亲这时瓮声瓮气地说：老马，少说两句，孩子还小，什么都当真。老马说：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先互相了解了解嘛，难道是求我帮了一次忙就拉倒了？以后绕着我走？父亲说：哪能？住了车间，凡事还得依仗你，只是面子上要过得去嘛。老马说：嗬，出息了，面子于你有啥用？但还是住了嘴，剩下的路哼上了小曲，不再对我们讲话。

父亲的车间大概有两千平方米，老马给我们找的隔间大概有六七平方米，在车间的二楼。里面塞进了一个双层的铁床，就不剩什么地方了。因为料到是如此情况，所以原来的家当，凡不是生活必要的，搬家之前摆了地摊，卖的卖，丢的丢了，剩下的东西统统放得进去。母亲的红木箱子放在角落，上面铺了塑料布，当了饭桌和我的书桌。我掏出自己的台灯也摆在上面。卖东西的时候父亲问我：有什么东西一定要留着的，只能挑一件，要不然可就全卖了。我想了想说：把那个台灯给我留下吧，也卖不了几个钱。那台灯到我手里的时候就是个旧物，邻居用过的，要扔。我没见过台灯，看她扭着那东西的脖子走过我家的院子，我问：姨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姨说：台灯，书桌上用的，我姑娘手欠，把开关按坏了，怎么也不亮。我说：姨，给我吧，我看罩子挺好，倒过来能盛点东西。台灯到了我手里，我鼓捣了一个晚上，终于亮了，只是开关还是不好用，就那么一直亮着。于是插头成了开关，即插即亮，拔了就灭，除了这点，是一个真正的台灯。

老马帮我们把东西搬进来，说：地方是小点，不过不要钱，厂里的保卫科每天八点来查岗，到时候你们把门锁上，不要点灯，一会他们就走。我小舅子那边已经打过招呼，就是走个形式，你们不要给他上眼药就好。电视我屋子里有，要看就下来。父亲说：老马，怎么谢你？老马说：兄弟还说这个？你看着办吧。父亲从裤兜里掏出二百块钱塞进老马手里，老马说：你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？这里有我在，包你不花一分钱。父亲说：那是。又掏出一百块递过，老马接了，把礼帽翘了翘，走了。

从此住下。车间有一条生产线，无数的车床、吊臂、工具箱、电钻、扳手、螺丝。白天开动起来好像不是要生产什么，而是要砸碎什么那样嚎叫着。一到夜里，硕大的落地窗洒进月光，机器们全都安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好像全都死了。潮气从地面返上来，弥漫着坟墓的气息。母亲不准我去老马的屋子里看电视，所以搬进车间三个月，我还不知道老马的屋子是什么样，电视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。每天八点之前，我点上台灯做完作业，就拔了插头，揣着父亲的半导体到车间四处溜达。一边捡起散落在四处的螺丝，放在就近的工具箱上，一边听着单田芳用沙哑的嗓音讲着《童林传》，那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，仿佛有无数个单田芳，无数个童林童海川。

有时晚上在车间里遇见老马，他提着手电筒检查电闸和门锁。一般我都躲开，只是半导体不舍得关，他其实能够听见我，但是并不找我。他总是醉的，即使是清晨，他也好像是刚刚喝过酒的样子，走路晃晃悠悠，见到女人就拈起礼帽，但是从不摔倒。

我一直纳闷父亲是怎么和他成为朋友的，两人的共同点像是夏天的雪花一样少。父亲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，擅长跑圈，厂里一开运动会，便派他去跑圈，一圈一圈跑下去，据说有一次忘了已经过了终点，多跑了一圈，还是得了第一名，赢了两双黑胶鞋回来。有一次正跑着，忽然觉得汗好像一下子出光了，从身上的各个毛孔喷出去，随后一股热气袭进胸口，张嘴吐出一口血，便人事不省，一头栽倒在黄土跑道上。从此干不了重活，肺里面结了血块，经常上不来气。因是代表车间出战，好歹算个工伤，就留在车间里帮着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小零件，用只竹筐，一个一个捡起来放进去，再交给仓库保管员，第二天重新配发。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活，谁也不当回事儿，除了父亲自己。他每天按时上班，挎着竹筐在车间捡一天，下班之前一个个数过，分门别类交上去。一次母亲得了急性肠炎，吐得一塌糊涂，去工厂卫生所挂吊瓶，想让父亲请一天的假，父亲说：最近车间忙，脱不开身。母亲说：车间忙？关你屁事。父亲说：车间忙，乱丢的零件就多，捡一天都捡不完，晚上还要捡。母亲说：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？谁不知道你是个废物？少你还能停了工？父亲盯着母亲看了半天，穿上工作服说：下班之后过去看你。然后依旧上班去了。

我们的隔间在车间的北向，没有窗户，极潮。夏天过后是秋天，蚊子少了，身上的红点也少了，不用每天夜里起来杀蚊子，往身上涂牙膏了。因为蚊子杀不净，车间里除了老马，只有我们三个活物，每天晚上准时到我们身上就餐，前赴后继，大啖人血，杀累了，困得不行，第二天还要上学，只好往身上涂上牙膏，就着一点点的清凉和不痒赶快睡去。秋天蚊子虽少，却有蜘蛛，蜘蛛不咬人，只在你身上乱爬，有时还要坐在脸上休息，伸手去抓，马上迈开八脚，水上漂一样逃走。等你住手睡着，它们便扭头回来，继续在你身上旅行。隔间的角落里都是蜘蛛网，捣毁之后它们又结，索性放任自流，反正不咬，让它们爬去，每天起夜尿尿，站起来都有蜘蛛落下，我也不看，端起夜壶尿完，倒头再睡。十二岁的我，夜里的事情还数睡觉是头等大事。

一天正睡得结实，没有做梦，忽听见有人用拳头砸门，拳势之猛烈好像要把铁门砸穿，伸手进来抓人。父亲和母亲马上翻身坐起，好像从没有睡过一样，眼睛瞪得溜圆。“别出声，可能是保卫科的。”父亲在底下用嘴形对我说。我的心怦怦乱跳，自从住进车间，“保卫科”三个字成了最大的咒语，因为从没有见过。每次来做夜查，我们都藏进隔间里把门紧闭，所以只听见过脚步声，从没见过保卫科的脸。这时听见门外说：兄弟，我是老马啊，快快开门，有好事讲给你。父亲长出了一口气，做手势叫我继续睡觉，母亲翻身穿上衣服，父亲在门里说：老马，半夜两点啊，有好事明天再讲吧。又一个拳头砸下，外面说：非得今天说不可，人生能遇见这么大的喜事，一定要跟你讲讲，老婆是你的，哪天抱着睡觉不行？父亲只好把门打开，披上衣服出去。刚一露头，就被老马一手抓住，说：走，下楼喝酒，我专门摆了宴啊，单请你一个人。

于是，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母亲在底下倒是不久就睡熟了，她是车工，每天要站八个小时。又翻转了一会，还不见父亲回来，我蹑手蹑脚从床上下来，绕过母亲搭在床边的手，开门出去，下楼来到老马的屋子门前。老马的屋子在车间的大门旁，任何人进入车间都要经过它，白天是收发室，晚上就是更夫的卧室。只见一缕缕烟从四面门缝冒出来，我敲了敲门。老马在里面说：谁？我说：我妈让我来找我爸，他明天还要上班。门开了，里面一片烟雾缭绕，一张两米长、一米宽的大铁桌子上乱七八糟地铺着报纸，报纸上面摆满了用一次性塑料盒盛的盒菜，两只白酒瓶和无数的啤酒瓶摆在地上。一只啤酒瓶倒了，碎成两半，啤酒流得到处都是。铁桌子旁边是一张铁床，床上的被褥向外翻着，床单被罩都已经油黑。在门的旁边，是一个一人高的旧工具箱，上面放着一台彩色电视机，开着，可不知是故障，还是因是午夜，已无节目，翻着白眼一样冒着雪花。父亲手里拿着筷子，上面夹着一块锅包肉，刚要送进嘴里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笑着用锅包肉指着我说：儿子。我从没见父亲这么醉过，因为有病，他很少喝酒，也不抽烟。今天他完全变了模样，衣服敞着，露出雪白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汗珠，手里的烟卷已经烧到了指边，还是夹着。

老马也叼着烟，一把扳过我的肩膀，说：小子，进来。父亲用脚踢过一把椅子说：儿子，坐这。听你马大爷讲，嗬，你这个马大爷啊，真是个好汉。我站着没动，说：爸，回去睡觉吧，再喝天就亮了，妈妈自己在屋里。父亲说：是啊，快坐，你马大爷正讲到关键的地方。老马说：兄弟，你这儿子我喜欢，一双手白白净净，一看就是念书的坯子，我那个种认字还没有我多。不说这个，跟他妈过，我也见不着。刚才讲到什么地方？父亲说：说你倒在地上，一把把那女警察的裤腰带抓住。老马吐出一口烟，说：是啊，那女警察的裤带真紧，手也硬，看我抓住她的裤腰带，马上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，说，松手，要不你不光是盗窃，你罪大了。我说，同志，我偷东西我认，但是实话告诉你，我偷东西是副业，主业是偷人，今儿第一次见，让我摸一把，算个见面礼。女警察一脚踹在我裤裆，把我那玩意踢得七荤八素，差点把我绝了后。但我死死抓住她的裤腰带不放，趁她劈腿，手就往里伸。她叫了一声，照我的胳膊就是一口，那娘们前世一定是个畜生，这一口好像咬到了我的骨头。我大喊一声，一使劲把她的裤腰带拽折了。她赶紧松开我，拉住裤子，我站起来撒腿就跑，边跑边喊：下回请我摸也不摸，干巴巴的，没什么意思，回见。父亲听得哈哈大笑，笑得口水都流了出来，他举起一杯啤酒冲着老马说：好汉！然后仰头喝干了。